早年，见有新旧儒家之说。彼时新儒家指的是宋明理学及陆王心学两路。今天的新儒家，先指五四前后梁漱溟丶熊十力，后有徐复观、牟宗三，新的又旧了。真的是"苟日新，日日新"。现又分出了海外跟大陆两路人马，实在令人眼花僚乱。
我想，真正的儒家在这里吗?不乐观，如果去践行百花齐放，搞出个百家争鸣倒也还好，至少是思想的碰撞大放光彩，可不是如我所愿，都在儒家这一棵树上吊死，至多也是新新儒家，新新新儒家。也许看有政治经济学，就创出一个政治儒学，可能还是有些见地，但显然不高明，政治本身就是儒学的子学，这个子不是孔子孟子的子，而是现代语境中的儿子的子，是儒家的一个下级科目而已，我还不能就其内容主张提出什么意见，但其政治儒学这个名称及其将儒家放在宗教的语境中已然不妥，我只能将其作为依附儒家的旁门，可能也有其理由，但决不能当成儒家正朔。
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这些儒家文化圈的新贵，在得到西方文化浇灌之后，在经济层面上曾经风光一时，同时也在很大层面上更符合传统儒者的形象，但不能指望他们把原始儒家带入现代世界，在个人修养层面的酷肖，并不能消解作为一个非正常政治实体强加的扭曲。面对中国这样规模的政治实体，除了我们自己，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制度有这样的经验来比对参照乃至指导我们的前行的道路。
在提出所谓民主自由公民权的古希腊的城邦，其实不应该发言权，那个时候他们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奴隶主，公民是个漂亮的词语，所以不必把奴隶主跟现代公民权划上等号，今天自称具有较高科学素养的人不应该去划等号，至少要把这件事分开来看，这才科学。
回到中国的语境中。无论承不承认，儒家都已经内化到我们的文化、制度、社会等等一切领域。可是，现在提出儒家文化的复兴仍然是一个高风险的事情，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
一、自五四以来，所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光临，不是其本质有多么光彩，而是我们在棍棒枪口下迷失了自己，特别是那些饱读诗书，对传统国学有着深厚功底的大师们，更何况几乎不读书的看客，大师们是想拯救国家，看对了病，却开错了药方。比如关于鲁迅先生废除汉字的呐喊，他看准了中国需要启蒙，想要从文字上入手。他做到了马克思说的知识份子两大责任的第一个：解释世界。可是对于另外一个责任：改造世界。却是病急乱投医，可以想见在仙台学医的时候并不那么认真。这是说笑。他们这些大师们希望拯救中国的初心是好的，也是很急切的，乱中出错与别有用心不学无术不能同日而语。倒是梁漱溟先生去做了乡村的实践，也初见成效。梁漱溟先生看到了问题，也开对了药方，可是彼时的中国，面对的是更大的危机，所以他不合时宜，他的药方太“温良恭俭让”，太温和，而社会需要的是一剂猛药，如果将乡村实践放到现在，政府的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是大概率事件，猛药之后，他的药才是一剂良药。
二、在于儒家自身。几千年以来，儒家以其完美的制度设计，保持了帝国的前行，文脉的延续，也许不那么迅猛，但绵延不绝，大概率的可能是还会为当今的世界提出解决方案。但是，在制度设计中，本来是政治要从儒家吸收知识，但儒家的人却逐渐少了前朝的“士”的精神，先前依附权贵，现在依附政治、资本，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变得越来越稀少。何况在依附以后所得到的文化话语权，却没有复兴儒家文化包容胸襟，成为思想钳制的武器，叫自废武功；还有一部分总想从西方的知识架构中去寻求自洽，不迷失才怪；更有将本身就是诠释世界本质并指导人类基本生活轨迹的儒家实践理性，套上宗教的框框，称之为“儒教”就算是再具有包容力的孔子老先生也得吐血，这又是一个破坏儒家世界观的愚蠢举动。
三、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很谨慎地与传统文化的交流融合。在儒家思想中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制衡结构，任何国家最高领导当局，从以前的皇帝到现代意义的政党，都不会觉得舒服，所以政治风险也是制约真正儒家文化的发扬。
今天，我说重启儒家，就是要回到儒家本来状态，外加的系统要与儒家兼容才行，而不是削足适履，这样才能让儒家这个系统运转正常，看看我们的手机、电脑无时无刻不在清理系统垃圾，可是文化系统垃圾清理，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重启儒家，就要提倡儒家环保主义，这是自清洁系统，还在内测，不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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